第一章 甑山姜一淳诞生地的考证与宗教文化意义 — 朴寅圭

一、绪论

甑山姜一淳（甑山 姜一淳，1871—1909）是广为人知的韩国新宗教重要宗教领袖。信奉甑山的诸多宗教团体各自将其奉为信仰对象、践行其教诲，以宗教学界为中心的学术界此前也对甑山的思想、宗教活动、教理等展开了大量研究。换言之，韩国社会对甑山的认识与评价，大致可分为信仰者眼中的甑山与学界研究的甑山两类。

1909年甑山辞世后，其直系从徒（从徒）以及虽非从徒却自甑山处获得启示或宗教灵感的诸多人物，各自组织了以甑山信仰为中心的宗教团体。村山智顺（村山智順）的《朝鲜的类似宗教》（朝鮮の類似宗敎）认为共有11个团体属于吽哆系（甑山系）宗教团体；1970年刊行的《韩国新兴及类似宗教实态调查报告书》调查了10个团体；1971年发行的《甑山宗团概论》列举了33个教团；1985年《韩国新宗教实态调查报告书》在全部155个新宗教团体中，将多达47个团体调查认定为甑山系新宗教，为数最多。1993年《韩国宗教年鉴》认为甑山系教团最多可达70余个，并将其作为民族宗教教团教祖身后分派的典型事例加以提及。如此，甑山辞世后，众多创教主（创教主）以甑山所遗留的崭新而独创的宗教理念为基础，构建了以其为教祖（教祖）的宗教组织，展开对甑山的信仰运动。有鉴于甑山的这种影响力，在理解韩国宗教史、尤其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后的发展与特征时，若排除对甑山信仰运动的考察，便不能视为对韩国宗教史的完整理解。

学界对甑山信仰运动的肯定性评价，大致可归纳为两条脉络。其一认为，甑山信仰运动以韩民族之根本为中心、标榜自主形象，因而可与其他新宗教一并归入“民族宗教”范畴；其二则将其视为由韩国民众发起的改革性、革新性宗教运动，即“民众宗教”。也就是说，以解冤相生为标榜的甑山教说，既具有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为丧失国权的朝鲜民众提供民族自豪感与救赎希望的民族主义层面，也可从中考察其民众解放的特性。质言之，甑山可谓在外来侵略所致民族苦难的时代，向陷于失落与阴郁的我民族提示宗教希望之逻辑，进而怀抱救活苍生、拯救天下之理想的先觉者。

论及甑山的教说与思想在历史中展开的现实时，不可回避的一环，正是由甑山直系从徒月谷（月谷）车京石（车京石，1880—1936）所展开的普天教。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车京石（车京石）在甑山逝世后展开布教运动、组织教团，其教势在1920年代一度凌驾于天道教之上。三·一运动失败后，民族解放愿望受挫的民众相继加入普天教，构建组织、募集善款，普天教遂成为拥有雄厚财力与信徒的朝鲜庞大教团。然而，普天教因教团自身新旧两派的内讧、日本殖民当局的压迫、舆论的非难、以及亲日争议所致民心离散等原因，教势骤降，连教主车京石亦相继身故，几乎陷于消亡之境。此后，普天教被日本殖民当局斥为反体制的邪教集团，被民族运动阵营斥为前近代且反民族的迷信团体，直至近来仍被囚于否定性成见的框架之中，亦为史学界所冷落。

然而，近来随着普天教直接或间接参与我国独立运动的诸多资料为学界所认知、相关研究得以推进，对车京石与普天教的新评价正在展开。此外，对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仅次于普天教的甑山系大教团——鼎山（鼎山）赵哲济（赵哲济，1895—1958）的无极道（无极道），相关学术发表与研究也在崭新地推进。

以这类学术研究为基础，此前将甑山视为信仰者宗教信仰之对象、视为克服民族苦难与时代之痛并展开人类救赎理想之宗教家的关注，其外延正扩展至史学界。在这一关注扩展的延长线上，2018年举办了一场学术大会，旨在重新审视甑山的生平与思想，并对位于井邑的其生家旧址及周边加以整治、从历史文化角度重新审视。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尤其提出了对甑山生家旧址加以整治的必要性、意义、预期效果及推进计划等内容。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就前述韩国重要宗教人物兼思想家甑山之生家旧址的整治，考证生家旧址的确切位置，并考察其宗教文化意义与价值。首先，第二章拟考证并推断甑山生家旧址的位置。就考证甑山生家旧址确切位置而言，教团大巡真理会教务部与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多年来制作、收集了邻近地区居民的访谈录音资料并积累相关资料，将新月里436号认定为甑山降世地。其中，访谈资料完全由教务部提供，土地台账等资料则由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共享，对本文的提升助益甚大。笔者将在此研究基石之上，对其他生家旧址候选地亦作逻辑分析，并附加若干资料，论证该地号即甑山生家旧址。第三章将考察此生家旧址可能具有的宗教文化意义、厘清其价值，并提出对生家旧址加以整治与利用的必要性。

二、生家旧址位置考证

（一）甑山生家旧址候选地

为确认甑山生家旧址明确而实证的位置，本节首先考察甑山各教团经典、宗教研究书籍以及日本殖民当局公文中所载有关甑山诞降地的记录。下表整理了诸文献的标题、作者、发行年度及甑山生家地址等事项，按年度顺序分别列出：将甑山外家所在之西山里（西山里）记载为生家的5部文献、注明地址而记为德川面新月里的3种文献，以及未记地号而仅记为德川面新月里的28部文献。

表1 甑山生家旧址候选地

部分文献将甑山诞降之处记为其外家所在的梨坪面西山里。查李祥昊的《甑山天师公事记》，其记载如下：

父亲讳兴周，母亲权氏。庚午年九月某夜，权氏得一梦，见天分南北而裂，一巨大赤块出现，渐渐低垂覆身，其光遍照天下。自此有孕，历十三朔，于辛未年九月十九日子时，天师诞降于全罗北道古阜郡（今并入井邑郡）西山里。

即，母亲权良德于1870年农历九月梦见天分南北而裂、巨大火团覆身，随后怀孕，历十三个月，于1871年农历九月在西山里分娩。然而，李祥昊在1929年编纂的《大巡典经》中却作了不同记载：

先生姓姜，名一淳，甑山为其号。距今五十八年前，李朝高宗辛未年九月十九日，诞降于朝鲜全罗道古阜郡优德面客望里（今井邑郡德川面新月里）。父名兴周，母权氏。权氏归宁于古阜郡马项面西山里其亲家，一日梦见天分南北而裂、巨大火团降下覆身、天下顿时光明，自此有身；及其诞降之时，产室异香满溢，明光绕屋而冲于天。

上述文献记载称，母亲权氏归宁于西山里时得胎梦而有孕，历十三个月后甑山诞降于德川面新月里。即，西山里是甑山之母得胎梦之处，而甑山之诞降地为新月里。李祥昊似乎意识到自己1926年《甑山天师公事记》中所记有误，遂如上更改内容。鉴于大多数文献亦记为新月里，西山里为甑山出生地的可能性甚微。

若甑山生家地为新月里，问题便在于究竟是现今新月里的哪一地号。以上述文献所示地号及现今被称为甑山诞降地的地号等作为候选，兹逐一予以验证考察。

首先要考察的地号是新月里540-2号，为1977年韩国宗教研究院朴钟卨所编《甑山宗团画报》所主张。此处被推定为1985年《韩国新宗教实态调查报告书》中被命名为“甑山教客望里派”的宗教团体附属建筑所在之地。该地上方的542号立有一座悬挂“无极大道（无极大道）”匾额、行将坍塌的祠堂（祠堂）。此祠堂由曾为普天教六十方主之一、1923年退出普天教的蔡京大（蔡京大）所建。与同志一同退出普天教的蔡京大，于1924年农历三月为圣殿工程举行上梁式，并于1930年冬至将甑山神圣（甑山神圣）、震默大师、朱子奉安为“三圣（三圣）”。因其教团供奉三圣，故被称为“三圣教（三圣教）”。蔡京大以此地为中心开展独立的宗教活动，至1936年日本殖民当局对新宗教的暴压加剧时，遂与教徒一同迁往满洲。

此后，该祠堂在光复后由大邱出身的申彦穆（申彦穆，1903—1984）使用。申彦穆占据祠堂，举行对甑山的享祀（享祀）。于是追随者达数十人，春秋往来，或献诚（致诚）、或以诵咒为主进行修炼工夫。1985年调查记录称该地由故孙良浩之妻管理，然现今仅见一座行将坍塌的房屋与丛生的杂草。

查540-2号的土地台账，1924年姜百会（姜百会）→1925年朴京大（朴京大）→1925年李相鹤（李相鹤）→1927年姜永俊（姜永俊）……1962年申彦穆（申彦穆）。姜百会为晋州姜氏（晋州姜氏）博士公派（博士公派）二十二世，虽与甑山之父同辈，却是自十六世起同宗的远亲。因此，从土地台账内容来看，将此地号视为甑山生家旧址实属牵强。总之，此地号上住着甑山的远亲，且位于“三圣教”正下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用作三圣教的附属建筑，光复后由申彦穆使用。

第二个考察的地号是现今悬挂“姜甑山上帝降世地（姜甑山 上帝 降世地）”匾额的新月里504号。此地号虽未见于上述文献调查，但因奉安甑山真影、现今又悬挂标明降世地的招牌，故一般被认为是甑山的生家旧址。现今504号已与紧邻的412-1号合并为新松路32号，属同一户。2012年时412-1号住着俞贞子，俞贞子正是甑山养子姜石幻之妻。据俞贞子证言，在奉安真影之前，504号房屋中住着姜石幻的堂叔姜天植。姜石幻在此奉安甑山真影、悬挂“姜甑山上帝降世地”匾额。姜石幻在此奉安甑山真影、悬挂匾额、以之为降世地昭示于众，其依据何在？然而颇为特异的是，查其1978年所作《戊午冬至致诚心告文（戊午冬至 致诚心告文）》一文，可知姜石幻反倒认识到此504号并非甑山之诞降地，并提及了另一地号：

上帝自九天降临于人世地上，诞降于我姜氏门中，实为姜门之荣光。小子不敏，自其归天至今已七十年，未能奉行应有之孝行。上帝诞生地——现井邑郡德川面新月里435之1所在圣地，至今为他人所领有；今日冬至之后，小子拟以己名确保此地，并将竭尽所能，将父亲诞降地圣地化。谨此一并心告。

如引文所示，姜石幻将甑山之诞生地特定为新月里“435之1所在圣地”，并提及该地为他人所领有的情形。即，姜石幻明知435-1号为甑山之诞生地，却因情势无法确保该地，遂在巷子对面堂叔之家504号奉安甑山真影，并立“降世地”匾额。

除姜石幻之言外，即便查土地台账，504号亦难视为甑山生家旧址。查该土地所有者，1927年姜牛双（姜牛双）→1930年李秉奎（李秉奎）→1933年柳顺烈（柳顺烈）→1944年神岛千石（神岛千石）→2005年姜熙容（以下从略）。姜熙容为姜石幻长子，但姓名迟至2005年方才出现，与甑山生家旧址无关；姜牛双以外的人物亦与甑山家系无涉。

第三个考察的地号，是上述《戊午冬至致诚心告文》中提及的新月里435-1号及其紧邻的436号。2013年7月15日时，此地属村民全大植的宅地。全大植的房屋位于437号，435-1号与436号则相当于房屋的院子。435-1号内有仓库及塑料大棚，并包含部分院子；436号则用作住宅的菜园。在与全大植的两次访谈中，得以听到有关甑山生家旧址的重要证言。

问：您是否曾听说现今这处房屋从前是甑山先生的生家？

全大植：是否上帝（上帝）诞生之处我不甚清楚，只是听先父（全泰植，1906年生）说过上帝家人曾住于此。姜石幻一直要买下这处房屋。确切位置是436号。我来到此地时，这里大约是27坪左右的田地。现今的房屋是由437、436、435-1三个地号合并而成。房屋外沿路探出约6坪，那6坪土地登记在俞致淳名下。

问：从前房屋的结构与面积如何？可有照片？

全大植：没有照片。437号原是我家，435号有一处房屋，436号有27坪的田地，我们买下三个地号合并了起来。436号前有一口井。上帝家人住在27坪的436号一处小茅屋里，听说房子小到要爬着进出。

问：甑山先生家人所住之处是436号，对吗？

全大植：自门外朝房屋望去，左侧即上帝所住之处。当时约27坪。姜石幻曾来求购这处27坪之地。这房屋前原有一条窄路，朴总统时期搞新村（新村）运动时路被拓宽，约6坪因此并入道路。

问：第一次访谈时，我依您对房屋结构的描述画了草图，烦请确认。

全大植：我家不像这图上那样方正，是探出去的。路与图相同，井自古便在此处。三户各有其门，我家所住的房屋（437号）是最末一户。沿路有一条水沟，门在路的尽头，门旁有灰间。当时姜石幻若肯付些地价，先父原会把这地给他；可他给得太少还要买，先父便不肯卖。姜石幻本想在此立碑，也因此未能立成。

问：姜石幻想立碑之处，是435-1号还是436号？

全大植：是436号。我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姜石幻来找先父商谈才知道的。他若肯给些让人过得去的钱，先父本会让他至少立个碑；可姜石幻既不这样做又来相求，先父便反对了。

由上述内容可见，全大植称其自1906年生的父亲全泰植处听闻甑山生家旧址为436号，并主张436号即甑山生家旧址。至于甑山及家人所住生家之样貌，他称听说是一座小茅屋，小而简陋，须爬着进出。

他还称，从前437号、435-1号上有房屋，436号为田地，原约27坪，新村运动时期道路拓宽，约6坪并入道路。关于两个地号土地的购入经过，全大植称：“436号的人（庆州李氏）卖给了435-1号的人后搬去更好的地方，随后435-1号的人买下436号，搬走时又卖给了我们。”

全大植还称，姜石幻曾欲自其父全泰植处购得436号土地，并欲在此立碑（昭示为甑山生家旧址）。他也提到，父亲全泰植未将土地卖给姜石幻，主要原因在于价格问题。

若全大植上述证言属实，则数处之中，436号或为甑山生家旧址最有力的候选地。全大植之父全泰植生于1906年，为甑山之父姜文会在世时的人物；甑山养子姜石幻曾欲购买436号并欲立碑；再结合他人证言与经典记录等，436号的可能性最高。

最后要考察的地号是433号。虽无甑山各教团经典及宗教研究书籍将此地号称为甑山生家地，但在1914年日本殖民当局所制土地台账中，此地号所有者记为甑山之父姜文会（姜文会）。这也是新月里全村所有地号中，唯一由姜文会所有之处。查土地台账，1914年10月10日姜文会（姜文会）→1918年10月18日权良德（权良德）→1918年10月18日金成渊（金成渊）→1953年张荣柱（张荣柱）（以下从略）。433号所有者记为姜文会，可作两种解释。其一，甑山之父或一直居于此地，日本殖民当局进行土地调查事业时将其登记为所有者。若此处为甑山生家旧址，则意味着姜文会自甑山出生的1871年之前便居于此地，并于1914年登记。其二，姜文会或曾居于他处（例如436号），后迁至此地，并于1914年登记。

据相关经典记录，“上帝将家中家什及部分田地变卖后，携钱款前往全州府，将其分给过路的乞丐”，即甑山于1904年农历七月前后变卖了本家家什及部分田地。此处“本家”即指甑山之父的家。质言之，甑山为行天地公事而变卖本家家什，此后本家家道大为中落。另一记录称：“某从徒觉得上帝住家过于狭小，实在看不过去，便购一处较大的房子相赠”，即从徒知本家困顿，遂为甑山之父购置房屋。从徒购屋的时间虽不确知，但以姜文会名义登记的433号，极有可能正是从徒所购之屋。推测其登记变迁过程：姜文会于1916年辞世，继承过程中于1918年转予其妻权良德，同日权良德又转登记于金成渊（金成渊）。甑山道所编《道典》中出现名为金成渊的人物，为甑山从徒，土地台账中的金成渊，推测正是从徒金成渊。若此推测成立，则可推断从徒金成渊为姜文会购屋，姜文会辞世后又将其收回。

综上，考虑到甑山从徒因本家狭小而为其购屋的记录、以及土地台账中金成渊极可能为甑山从徒等情形，433号难以视为甑山生家旧址，而更可能是姜文会后来迁居之处。此外，任何记录与证言都未将此处提及为甑山生家旧址。

（二）甑山生家旧址推定地

在以上考察的540-2号、504号、435-1号、436号、433号之中，笔者主张436号最有可能是甑山生家旧址。如此主张的依据，是全大植以外他人的证言及其他经典记录。

首先，就证言而言，除全大植外，姜石幻之妻俞贞子亦称436号为甑山生家旧址。1928年生的俞贞子于1944年与时年25岁的姜石幻成婚，起初在姜石幻之父姜永铎的家（438-1号）中开始生活。后因该屋狭小，且412-1号有空地，遂在此地号建屋居住。兹引俞贞子称436号为甑山生家旧址的证言：

上帝诞生于井边的一处小茅屋。如今旧址是否尚存，我也说不清。房子实在太小，加之人们新建了房屋、又开了路，我便不甚清楚了。

我听丈夫说，那口井原是一眼小泉，泉边有一处小如茅屋之所。可搞新村事业时那里是否并入了道路，我便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他们过得清贫，其余便不甚了了。

井上方有一处茅屋，听说那里便是降世地。搞新村运动拓宽道路时，据说那里原有房屋。……全大植家如今看着大，是因为新建时拓宽了，其实是买下凤春宅所住的茅屋合并而成。是否全大植家我不清楚，只听说井上方有上帝降世之处。这里所说的井，就是现今那口井。

综合上述证言，俞贞子听闻现今所在之井边有一处小茅屋，并称甑山诞降于此。鉴于436号迟至1979年方成为全大植所有，则在俞贞子所述的过去当时，井边那处并非全大植所有、而相当于436号之地。

除全大植与俞贞子外，另访谈的若干人物对甑山生家旧址一无所知，并称知情者皆已作古。例如，2012年年末时住在438-1号（曾为姜永铎之家）的姜宇相（时年90岁，姜永铎之堂叔）对甑山生家旧址不甚了解，称“知情者都死光了”，其他村民亦称不知。

在诸多经典记录中，即便只是片言只语地提及甑山生家的资料，唯有甑山道所编《道典》。也就是说，其他文献仅提及甑山生家的地址（大多为新月里），而未记载房屋之样貌。当然，《道典》系特定教团所编经典，其史料性质尚需审视，但就房屋结构与井之位置这类地形线索而言，仍可作参考资料加以利用。兹考察《道典》中所见有关甑山生家的记录：

出生之后，因家境过于贫寒，常迁居于外家与陈外家。居于客望里之时，房屋既无柴门，厨房以稻草编成，门以竹子编成。

客望里之屋，无柴门，仅一小间房与一间厨房；厨房以稻草围就，门以竹子编成。

在本家院中掘泉。这一年某日，他在客望里与伙伴们玩耍，忽以稚嫩小手掘院中一隅，同玩的孩子们不解其意而问其故，鹤凤（甑山幼名）看也不看，只道“掘泉”。鹤凤起初以手挖抓，旋即以小碗掘地，连声道“快出水吧，出水吧”。此处既非可望出水之地，又掘得不深，片刻之后竟真有泉水涌出，见者无不称奇拍手。后来这泉水便用作村里的水井。

由这些记录可见，甑山生家既无柴门，规模不过一小间房与一间厨房，厨房以稻草围就、门以竹子编成，可谓极为贫寒。引文又称，甑山七岁时掘院中一隅便有泉水涌出，此泉此后用作村里水井。假定此记录可信，将其与全大植所述436号原本朝道路一侧多出6坪之言、以及俞贞子之言综合来看：现今那口井在被并入道路之前，本与436号院子相邻，则二人证言与此经典记录相吻合。再者，由甑山生家极为狭小的证言与记录来看，面积远小于435-1号宅地的436号，为生家旧址的可能性较高。在日本殖民当局1915年所制地籍原图（附件2）中，村中标为宅地的地号里，436号面积最小，且可见436号正前方即村里的水井（井）。而436号土地台账中未见甑山父母或甑山之姓名，推测是因为登记记录始于1914年当时，前述433号正为甑山之父姜文会所有之故。也就是说，1914年姜文会所居之处（本家）并非436号，而是433号。综合上述种种信息，最终可以说436号是甑山生家旧址最有力的地点。

唯一存疑之处在于：姜石幻为何在其1978年所作《戊午冬至致诚心告文》中，将甑山之诞生地记为“435之1所在圣地”？就此，若结合全大植2013年8月17日的访谈以及435-1号与436号的土地台账记录来看，可推断“435之1所在圣地”意指“属于435-1号的436号”。全大植曾称：“436号的人（庆州李氏）卖给了435-1号的人后搬去更好的地方，随后435-1号的人买下436号，搬走时又卖给了我们。”而土地台账上，435-1号为1914年俞致淳（俞致淳）→1979年5月全大植，436号为1914年李化伯（李化伯）→1979年7月全大植。436号所有者李化伯售予435-1号所有者俞致淳，俞致淳又将435-1号与436号一并售予全大植，但436号土地台账上却缺失转予俞致淳的记录。记录虽缺，然1978年冬至时，436号实为住在435-1号的俞致淳所有，正因如此，姜石幻方以“435之1所在圣地”指称436号。故综合诸端，判定甑山生家旧址为436号最为合理。

三、生家旧址的宗教文化意义

世界上诸多著名旅游地、遗迹等与宗教文化相关，这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尤其是那些至今仍生机勃勃、拥有众多信仰者的宗教之遗迹，作为圣所被人们所认知、纪念，发挥着吸引人群的强大中心空间之功能。例如，作为耶稣诞生地而闻名的伯利恒（Bethlehem），虽是耶路撒冷以南的一座小城，却是无数信仰者前往的朝圣之地。尤其是建于相传耶稣诞生之洞窟之上的“主诞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是世界上影响最为持久的基督教教堂之一。此处被信徒视为至高的圣所（圣所）与神圣的朝圣地，2012年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就我国而言，佛教、天主教、新教等既成宗教，也正将各自传统中重要人物的诞生地、修行地、获得宗教觉悟之地等富有意义的场所加以圣域化或开发为文化内容。

然而，就韩国新宗教而言，可开发为文化内容的宗教文化原型要素之发掘与利用，相对而言尚显不足。就新宗教的现状，许南辰曾对韩国新宗教迄今所圣域化的圣地加以整理，并将其样貌归纳为五类。第一类为与教祖宗教体验相关之场所（天道教的如是岩谷·龙潭亭，甑山教的大院寺，圆佛教的灵山圣地）；第二类为与教祖及圣人行迹相关之场所（天道教的崔济愚与崔时亨生家旧址·隐寂庵·内院庵·龙潭圣地，统一教的凡冷谷，甑山教的铜谷药房，圆佛教的灵山圣地·边山圣地·益山圣地）；第三类为埋葬教祖及圣人遗骸之场所（甑山教的三清殿，崔济愚的太墓，崔时亨与孙秉熙的墓所，圆佛教益山圣地）；第四类为宗教史上具有意义之场所（天道教的凤凰阁，大倧教的青坡湖，圆佛教的灵山圣地·边山圣地·益山圣地）；第五类、也是最后一类，为现世理想世界的建设地（统一教的清平圣地，甑山教的龙华洞、鸡龙山新都安等）。

如上所述可见，对于甑山系新宗教教祖甑山的生家旧址，尚未进行整治、圣域化、文化内容化等工作。甑山系新宗教并非自国外输入之宗教，而是由这片土地上的韩国人甑山姜一淳所创立的自生宗教，是力陈民族固有性与主体性的民族宗教，是意欲医治民众之痛的民众宗教；在其价值获得公认的现实之下，对其生家旧址的整治与复原可谓一项重要课题。与甑山姜一淳相关的宗教文化，是井邑的重要文化遗产，进而可成为全罗北道乃至国家层面上富有价值的文化内容。

那么，整治、复原甑山生家旧址时，今后可期待怎样的价值与效果？其一，对信仰者而言，甑山生家旧址可发挥重要朝圣地的功能。宗教之人怀有更趋近本源神圣的渴望，当此渴望无法满足时，便会径直前往神圣存在曾经显现的空间。质言之，朝圣是趋向神圣场所的旅程，由宗教之人、空间、神圣三要素交融而成。

从历史上看，甑山的活动之地井邑，也是无数信仰者寻访前来的朝圣地与圣地。创立普天教的车京石将教团总部设于井邑郡笠岩面大兴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井邑，遂成为拥有数百万信徒的大教团之中心。1922年农历七月，车京石之母的葬礼上有数万人参加送葬行列，教团发放饭票供餐，饭票总数据称多达45万余张。1929年农历四月末，为参加井邑普天教总部十一殿（十一殿）的落成式，全国参拜者纷至沓来。查当时报纸报道，北方的新安州站（新安州站）每日约有百余名欲乘火车前往井邑的信徒聚集；金泉也有蜂拥前往井邑的普天教徒；定州（定州）亦可见前往井邑后归来的普天教徒之身影。

教势仅次于普天教的无极道（无极道），也于1925年在井邑郡泰仁面台成里竣工道场，活跃地展开宗教活动。1936年编纂的《井邑郡志》将无极道道场的照片作为井邑名胜之一加以刊载，介绍称：“东面台兴里一等公路旁，二三层华丽楼阁凌空高耸，此即无极道本社。其雄壮与普天教总部略有差别，然结构之精巧则毫不逊色。……建筑之名称，中央三层曰兜率宫，二层曰灵台，另有附属建筑数十栋，其装置之璀璨，实为壮观。远近各地之观览者亦络绎不绝。”如此，井邑有普天教及其后继者无极道竞相扩张教势，当时报纸对此加以讥讽，将普天教教主车京石称为车天子、将无极道教主赵哲济称为赵天子，并称“一郡之内竟有所谓天子二人者，恐怕在朝鲜也唯有井邑了”。由上述记录等可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井邑，是甑山信仰运动的摇篮、向心点、圣地与朝圣地。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作为类似宗教而备受迫害、遭到解散的甑山各教团，在光复后重新崛起。诸甑山教团的信徒一面展开布教活动，一面巡礼井邑及邻近圣地。尤其近来，甑山各教团中教势最盛的大巡真理会，其信徒的宗教活动与圣地寻访颇为活跃。信仰者巡礼其信仰对象甑山生家所在的德川面新月里、甑山曾读书用功的村后甑峰、甑山曾造访的诸多直系从徒之家旧址等地，藉此重温甑山之教诲。也就是说，甑山并非局限于过去的历史人物，而是在信仰者生活中鲜活显现、施加影响的神圣人物。有鉴于此，有必要考证甑山确切的生家旧址并加以整治，使之转变为富有意义与价值的宗教文化遗产。

其二，将甑山设定为不仅是信仰者崇仰之对象、更是向非信仰者开放的人物，并与既有的井邑地区其他宗教文化内容相融合，便可量产更具普遍性的文化内容。正如人们不将东学的崔济愚、崔时亨、孙秉熙局限为仅在东学教团中信奉的人物，而视其为意欲解决我民族矛盾的先觉者与伟人一般，甑山也需向非信仰者与一般公众广为人知。此外，众所周知，井邑作为古阜东学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而闻名，也是每年举办“黄土岘东学农民革命纪念祭”之地。近来制定了缅怀东学农民革命的国家纪念日，确定为黄土岘大捷日5月11日，井邑由此更确立了东学的重要象征性。如此，将甑山信仰之母胎与中心这一特性，与拥有东学象征的井邑相结合，便可提升、发展井邑地区的文化内容。事实上，甑山亲眼目睹了发生于自己家乡的东学农民运动之爆发与失败之惨状，其后为拯救世界与苍生而立下大义，并为此展开宗教作业，自1901年起开始行天地公事。甑山的从徒中，追随甑山之前曾加入东学军者亦不在少数；甑山尤其将领导东学农民革命的全琫准评价为撼动天下的万古名将。就此而言，东学与甑山可谓拥有重要的连接纽带。

正如东学并非仅局限于井邑地区之东学，而是曾深深震撼我民众之东学一般；对甑山的信仰运动虽萌芽于井邑，其信仰却扩展至全国。就此而言，若将其开发为面向一般大众的文化内容，则可期待超越地域性与特殊性、广泛享有其普遍性。

四、结论

对信奉甑山的信徒而言，甑山姜一淳是神圣存在、权能者与救赎者；对研究甑山的学者而言，他被视为开启新宗教运动的“宗教天才（Religious Genius）”、意欲克服民族磨难与苦痛的民族宗教运动家，以及意欲将民众自压迫与压制中解放出来的民众宗教运动家。近来，史学界对甑山系教团的关注日益提高，哲学界也将甑山评价为近代重要的思想家。

甑山诞降并度过幼年与青年时期的井邑，是留存其气息与足迹之地。青年时期的甑山，目睹了发生于家乡村落的东学农民运动之展开与发展、以及衰退与惨状。此后，甑山立下匡救天下、广济苍生之大义，并曾登上生家后方低矮的甑峰读书用功。以甑山生家地为中心的井邑地区，是甑山足迹遍布之地，富含足以发展为文化内容的宗教文化要素。

就此而言，考证甑山确切的生家旧址并加以整治、复原的必要性便凸显出来。如本论所述，现今悬挂“姜甑山上帝降世地”匾额、被视为甑山生家旧址的新月里504号，并非甑山之生家旧址。虽有数处候选地，但由重要人物的证言与文献记录来看，436号最有可能是生家旧址。

现今此地号上并无任何足以标示甑山生家旧址的标记，也全然未加妥善管理或整治。若对此处加以整治或复原、进而文化内容化，可期待相当的意义与预期效果。其一，此处可成为信奉甑山的信徒的重要朝圣地。自古至今，对此处的寻访与巡礼从未间断，若能加以更系统的整治与管理，便可将其发展为超越井邑地区、乃至我国的重要宗教圣所。其二，将以甑山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内容与井邑地区的东学内容相连，可期待协同效应。此处并不局限于特定宗教团体的圣所，而是具有可成长为井邑乡土文化遗产、进而成长为近代文化遗产或文物之潜力。质言之，此处可超越宗教之特殊性与井邑之地域性，发展为兼具大众性与普遍性的文化内容。

附录

附件1 依全大植证言绘制的甑山生家旧址推定地。

附件2 朝鲜总督府临时土地调查局，《全罗北道井邑郡德川面新月里》（釜山记录馆藏，1915年）。436号位于村落中心。地图上，436号右侧紧邻处即为一口井（井）。

附件3 上图之放大。

新月里现今地号（Naver地图）。

附件4 《戊午冬至致诚心告文》封面（1978年）。

附件5 第17页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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